瓦莱里娅·路易塞利:翻越墨西哥古老文化的壁垒

发表于: 2018-04-02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 “80后”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被称为“当代拉美文学最具潜力的新星”,今年年初她的第三本小说《我牙齿的故事》出版了中文版。

    这本小说讲述了世上最好的拍卖师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的收藏品“牙齿”的故事。

    事实上,该书的西班牙语版在作者故乡墨西哥遭到了“烂笑话”和“纯闲扯”的批评,但有趣的是,2015年,该书英语版面世后在欧美文学圈里却赢得一片喝彩。

    其中最引人注目点之一便是“去经典化”——该书的西班牙语译者郑楠说,路易塞利将小说中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赋予这些世界文坛上如雷贯耳的 “经典/标杆”新身份:比如养了只金刚鹦鹉、死于破伤风的邻居,和“文学爆炸”代表作家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同名……

    郑楠称《我牙齿的故事》是一部充满游戏意味的“后现代实验小说”。

    然而,路易塞利拒绝被标签化。“后现代主义有着和我祖母一样年龄,又像我八岁大的女儿一样傲慢。”她说。


    《我牙齿的故事》中文版书封

    不可否认的是,路易塞利进行了一场写作实验。

    当初,路易塞利受艺术机构的邀请写作,引发大众对艺术馆藏和艺术品的思考。恰巧这个项目由墨西哥一家果汁厂赞助,她便有了用文学将艺术与工人这两个相异的世界相连的构想。她决定将19世纪古巴的一种奇特职业“雪茄厂朗读者”的历史与同时期出现一种文体“连载小说”,运用在此次的创作中。

    路易塞利告诉参考文化:“我不得不在胡麦克斯果汁工厂工人们漫长的一天劳作之后,招待疲惫他们,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足够的材料来写小说的下一部分。他们提供了小说中包含的微型故事,也提供了气候、氛围,甚至是对正在进行中的写作的解读。有时很难同时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她形容这段经历为“就像同时做一个小丑和一个心理学家,非常让人脸红。”

    对于艺术品跟普通大众的关系,路易塞利认为:“并非所有的艺术品远离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人。所有艺术形式的力量都是一种丰富我们生活经验的东西,使我们的观点更加复杂和微妙。”

    她相信,讲故事的方式比内容重要得多。“就像是再纯净、甘甜的水,放进一份破罐子里,也是不能喝了的。”

    联结艺术与日常生活

    参考文化:有人批评“你的新方法带来的是虚构,招致参与和反应,甚至怀疑论。”你怎么看?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我想予以反驳与争论。我对独白后的鼓掌声没什么兴趣。我想参与讨论,因为我发现,这比单纯的默默接受更有成果,更有说服力。

    《我牙齿的故事》只是一本尝试采用旧艺术形式的当代文学作品。但这本书的故事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猖獗、并在“发达国家”生产压力之下苦苦挣扎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中。这本小说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背景下,对艺术作品相对价值的一个调查。

    在墨西哥,我们国家的女性是不允许有幽默感的。在墨西哥的文化历史中,妇女一直是被研究、被批评的对象,她们为人渴望又遭受嘲弄,却很少能成为文化批评家,而拥有幽默感的女性就更少了。

    有一些文学批评者以你提及的词语评论了我的小说,这些批评家都很保守,我想他们似乎很不解,因为一位年轻的墨西哥女作家创作了一本关于讽刺性文化批判的书,而且在我之前,已经有作家(大多是男性作家)深入探讨过这个内容了。

    也许因为我进入了他们有特权的领域,所以这些批评者觉得我威胁到了他们。但我想,有这样想法的人将要面对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他们将不断受到越来越多的、我这一代的女性的冲击,而一些像我一样的女性正在试图翻越了古老文化所设置的壁垒。

    一个有趣而认真的人


    路易塞利与他的书籍

    路易塞利1983年出生于墨西哥外交官家庭,她从小随做驻外大使的父亲在南非、韩国、印度等国生活。由于总是被当做外国人,所以她不爱说话,反而在写作中找到了自由表达的空间。

    从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博士课程毕业后,路易塞利现任教于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

    据郑楠透露,接触这位近几年在北美兴起的西语美洲文学潮最重要的青年作家后,发现她是个有趣而认真的人。

    有一次,郑楠问路易塞利,“güera de huipil”这个自相矛盾的文化形象怎么翻译才好,路易塞利本给郑楠写了一段长长回复,但后来她索性删了,将这个问题发到社交网络上发起讨论:有人建议用“逛精品时装店的嬉皮士”;还有人贴出了以此造型制作的一对人偶。

    看路易塞利的照片,流露出古灵精怪结合犀利笃定的独特气质。这位35岁的青年作家,还拥有一个8岁的女儿和爱她的丈夫——她最喜欢的西班牙语作家阿尔瓦罗·恩里克。

    路易塞利说,她刚刚写完的小说《失去孩子的档案》,可能会在2019年或2020年在中国问世。这是她第一部完全用英语而不是西班牙语写的小说。

    Q:对你来说,写作意味着什么?

    A: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我唯一一件能做得足够好的事情(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专业技能了,甚至连做饭都做不好);写作时,是我一天中唯一能感到自由的时刻;如果没有笔或键盘,我就无法条理清晰地思考;写作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抽烟、熬夜;如果我不写作,这个世界要么让我厌倦,要么让我恐惧。

    但是对我来说,文学的目的是更神圣的东西,比写作的原因更古老、更伟大,并且完全超越个人的控制、意图或原因。

    文学就像一张大桌子,我们都可以围着它坐下。在逝者和生者的永恒对话中,文学把我们分隔开又把我们聚拢起来。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相信,文学是一股能在对话中将人们联结在一起的力量,它迫使我们去反对、解读、同情、反叛、承认、感受、思考、愤怒,最终让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个复杂且综合的认知。

    如果生活中没有文学,那么人生将会是枯竭的、极度孤独的。因为,没有来自过去的声音来指引你现在的经历,也没有未来可以畅想。放弃文学的社会将失去生存的机会,也不可能成为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路易塞利的首部作品《假证件》中文版2018年3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Q:当代拉美作家如何打破对拉美文化的刻板印象——南美地区盛产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拉美当代年轻作家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A:魔幻现实主义只是拉美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无疑也是最广为人知的部分,因为它被认为是“拉美文学大爆炸”的标志性风格。

    如今的拉美年轻作家并没有想过要打破把拉美文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的“刻板印象”。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困扰我们的鬼魂,相反,它属于我们厚重、丰富的历史中的一部分,指引和滋养我们的世界、读者和作家。然而,在出版译本时,如今的拉美作家们的确仍会被问到“拉美文学大爆炸”的那一代作家,并被要求说出自己作品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别。

    我想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作家成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西班牙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作品变得越来越少了,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从“拉美文学大爆炸”一代到罗贝托·波拉尼奥之间,有一段很长时间的“沉寂期”。这并不意味着在此期间,拉美地区没有新的文学作品,相反,这只意味着很少有拉美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

    我想知道,在“拉美文学大爆炸”以后,中国的图书出版商是否仍然持续、及时、系统地出版拉美文学,还是像美国一样,中国也有一段“拉美文学沉寂期”?(参考文化询问业内人士,回答是肯定的。——本网注)

    至于拉美当代年轻作家的生存状态,我觉得仅靠写作是不能维持生计的。一些家境不好的拉美作家不得不做很多其他的工作来养家糊口:像教书、给别人代笔、做自由职业、做办公室工作……为了写一点点作品,我们付出太多了。

    “西方很难了解我们”

    Q:你的青少年受教育期是在印度,能说说印度作家对你的影响吗?

    A:是的,我在印度成为一名读者,我只是在印度读了高中,所以我在那里读到了影响我一生的书。

    你问题的后一部分很难回答。墨西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和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曾写过一本不错的书,叫《印度札记》,他试图在这本书中比较墨西哥和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帕斯在印度担任大使,足迹遍及印度。但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本书没有摆脱关于东方主义的那些陈词滥调。它是以西方一位高高在上的外交官的视角写出来的,并带有一种墨西哥式的凝视,但最终却没有渗入到印度的内核。

    西方人对印度或中国的书籍,总会让我想起那些试图解读墨西哥的欧洲人或美国人,不论他们是多么善意、多么学富五车。中国、印度和墨西哥有着同样的特点:西方很难了解我们。但是,对于今天的西方世界来说,墨西哥仍然和印度、中国一样,是一个相当不舒服的存在,因为我们是西方无法解读的地方。(文/ 陈雪莲 吴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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